九十年前的甘肃迭部,有一面几乎垂直的石壁,高近百米。石壁底下是吼着的腊子河,中间只挤出一条八米宽的缝。九十年前的那个夜晚,一个十六七岁的苗族小战士,腰上缠着一圈用绑腿布接起来的长绳,手里攥一根竿头绑了铁钩的竹竿,就贴着那面石壁,一点一点爬了上去。 崖底下的人屏着呼吸看,看到他攀过的石壁上留下暗色的手印,指甲劈了,指关节的皮肉磨烂了。然后,一根绳子从崖顶甩了下来,突击队员一个接一个拽着绳子攀上去,腊
九十年前的甘肃迭部,有一面几乎垂直的石壁,高近百米。石壁底下是吼着的腊子河,中间只挤出一条八米宽的缝。九十年前的那个夜晚,一个十六七岁的苗族小战士,腰上缠着一圈用绑腿布接起来的长绳,手里攥一根竿头绑了铁钩的竹竿,就贴着那面石壁,一点一点爬了上去。 崖底下的人屏着呼吸看,看到他攀过的石壁上留下暗色的手印,指甲劈了,指关节的皮肉磨烂了。然后,一根绳子从崖顶甩了下来,突击队员一个接一个拽着绳子攀上去,腊子口的天险在那个清晨被撕开了。这个战士没有名字。战友们只叫他"云贵川"。 腊子口这一仗,到底有多要命。1935年9月,红军刚从雪山草地的死人堆里爬出来,到了甘南。前面是腊子口,过去就是哈达铺,就是陕北,就是活路;过不去,背后是追兵,侧面是堵截,整个队伍就得在峡谷里被包饺子。聂荣臻后来说过一句话,分量重得能砸出坑:腊子口一打开,全盘棋都走活了。反过来读就是,腊子口打不开,满盘皆输。 红四团是开路先锋,飞夺泸定桥是他们,打腊子口还是他们。正面强攻了五次,五次都被打回来。那隘口最窄的地方只有八米,一座独木桥,桥头碉堡里四挺机枪封得死死的,你冲多少人都得倒在桥面上。黄开湘和杨成武趴在前沿反复看,看出两个要命的地方:碉堡没有顶盖,两边崖顶敌人没设防。如果能从绝壁上绕过去,从头顶往下打,这仗就活了。问题是,那绝壁近百米高,几乎是垂直的。当地人说,连猴子都站不住脚。 杨成武把营以上干部召集起来想办法,没人吭声。最后把士兵都叫来,让所有人一起出主意。一个瘦小的身影站了出来,他就是云贵川。他说在家采药打柴,天天爬这种崖壁,只要一根长竿,竿头绑上铁钩,钩住崖缝里的树根和石嘴,一段一段就能上去。 杨成武还是对攀登绝壁不放心,他亲自带人用一匹高头大马,把云贵川送到了绝壁下一个敌人看不见的死角。现在,红军突破腊子口的全部希望,都寄托在这个身子单薄的小战士身上了,杨成武低声对他说,你爬。 他腰上缠着绑腿接成的绳子,竿头的铁钩搭住崖缝里伸出来的歪脖子树根,拉了拉,牢的,然后脚趾抠进石缝,手指探着每一道微小的凸起,像一只贴着墙壁的壁虎,一点点往上挪。他上去了。 绳子放下来,突击队跟上去。腊子口从背后被捅穿,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天上下来。那一仗,红四团拿下了天险,打开了北上通道。按理说,这样的人,应该被记下来。名字,籍贯,后来的去向,哪怕是一句"后在战斗中牺牲"。但什么都没有。 杨成武亲自和云贵川谈的话,派他攀的崖。他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用了相当的篇幅写这个小战士,写他的模样:十六七岁,中等身材,眉棱和颧骨很高,脸带褐黑色,眼睛大而有神。他记得这么细,说明这个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极深。但回忆录写到腊子口胜利,关于云贵川的叙述就断了。不是杨成武不想写,是他也不知道。 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里,现在没有云贵川的照片,也没有关于他战后行踪的确切记载。红军当年那套登记体系,从第一行就把他漏掉了。因为云贵川根本不是名字,这是战友给他起的绰号,只因为一路跟着红军走过了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。绰号和姓名,是两回事。一个没有正式名字的人,在部队花名册上就是空白。 那个年代的红军,连队里有文化的文书本身就稀缺,行军作战中连队花名册经常是打一仗补一次、丢一次。很多战士入伍的时候就没有正式名字,登记的时候随手写一个,下次再登记可能就对不上了。腊子口战役纪念馆"收留流落红军"的展区里,公示着二十九位有名可考的红军战士。 云贵川连乳名都没留下,战友只知道他从贵州来,走过云贵川三省。这种信息量,放在平静的后方都未必能锁定一个人,放在每天都要死人的行军路上,跟没有记录是一回事。红四团在腊子口之后继续北上的行程,用"马不停蹄"来形容都嫌慢。 哈达铺整编,翻六盘山,到吴起镇,然后是直罗镇,然后是东征,然后是西征。红四团作为主力中的主力,几乎每一仗都在刀尖上滚。在这种节奏里,一个没有名字、没有花名册、连籍贯都只能靠绰号来标识的战士,一旦脱离了主官的视线,要在文书体系里留下痕迹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那么,他到底可能去了哪里。 《长征大典》副主编、长征史研究学者李戈瑞在公开考证里说,关于云贵川腊子口战役后的去向,学界目前没有定论,一共有三种主流推断。第一种,是在腊子口战役中牺牲,这是多数纪念馆叙事采用的说法。第二种,是后续长征途中因伤掉队牺牲。第三种,是走散后隐入民间。 先说第一种,很多讲述腊子口的故事,都用了这样一个版本:他爬上崖顶之后,发现手榴弹因为山崖遮挡和树枝太密,扔不进碉堡,于是腰间捆上几十颗手榴弹,直接从崖顶跳进了敌人的碉堡群里,跟敌人同归于尽,这个说法悲壮得让人喘不上气。但这个细节,在杨成武的回忆录里找不到,在红四团当时的战斗报告里也找不到。 它更多来自后人的转述和纪念馆的讲述文本。而且讲述版本本身就有分歧,人民网的一篇报道里,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文史资料研究员毛欢欢讲的是另一个版本:云贵川把腰间的手榴弹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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